台灣開放金融是否已死？從願景到困境的深度剖析
台灣開放金融原以促進創新與普惠為願景，但發展受限於法規僵化、資料共享不足及金融機構保守。雖初期成果可見，如開放API與金融沙盒，但生態未成熟、監管不明確，使動能漸弱。開放金融非已死，仍待政策、產業與信任機制共構新契機。
台灣開放金融是否已死？一分鐘速讀
發展現況 — 從 2019 年啟動至今陷入嚴重停滯，第二階段民營銀行參與率僅 28%，純網銀全數缺席，第三階段交易服務「乏人問津」
結構困境 — 採「自願自律」而非法律強制，銀行可選擇不參與；資安門檻高讓 TSP 卻步；責任歸屬不明、消費者信任不足形成惡性循環
歷史包袱 — 1990年代金融自由化導致NPL危機（逾放比達8-12%），造成監管創傷症候群，「穩定壓倒一切」心態讓監管單位不敢強制推動
國際落差 — 英國1/3用戶、年交易22億次；美國 2024 年正式立法規範；新加坡 SGFinDex 國家級平台成功運作
診斷結論 — 「深度休眠」而非死亡，政策框架仍在但推動機制失靈；需立法強制、建置公共平台、聚焦殺手級應用
從熱潮到寂靜
2019年9月，當金管會宣布正式啟動開放銀行（Open Banking）政策時，台灣金融圈充滿了期待。媒體大篇幅報導這項「劃時代」的金融革新，銀行業者紛紛表態支持，金融科技新創摩拳擦掌準備大展身手。當時的願景很美好：消費者將掌握自己的金融數據主導權，第三方服務商能創造更多元的金融服務，傳統銀行也能藉此數位轉型，創造三贏局面。
然而，時間快轉到2025年的今天，開放金融的熱潮早已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寂靜。民營銀行參與意願低落，純網銀全數缺席，第三方服務商寥寥無幾，消費者更是對「開放銀行」這個名詞感到陌生。當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加速推進開放金融，英國用戶突破1,500萬人、美國正式立法規範、新加坡打造國家級平台時，為什麼台灣的腳步卻越來越慢，甚至陷入停滯？
台灣的開放金融究竟是暫時「休眠」，等待適當時機重新啟動？還是已經「宣告死亡」，成為另一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政策泡沫？這個問題不僅關乎金融創新的未來，更影響台灣在全球數位金融競爭中的地位。馬克將從政策設計、市場現況、國際比較三個面向，深入剖析台灣開放金融的困境根源，並探討可能的復甦之路。
台灣開放金融推動歷程：從理想到現實的落差
三階段政策藍圖：逐步遞減的參與熱情
金管會規劃的開放銀行採取循序漸進的三階段策略，參考香港、新加坡的作法，選擇了「業者自願、自律規範」的溫和路線。這個看似穩健的策略，卻在執行過程中逐漸顯露疲態。
第一階段（2019年9月上線）－公開資料查詢，是最單純的開端。銀行僅需開放利率、手續費、ATM據點等公開資訊，不涉及客戶隱私，技術門檻低，風險可控。這個階段確實獲得不錯的迴響，根據金管會統計，共有27家銀行業者參與，幾乎涵蓋了市場上的主要玩家。
第二階段（2021年上線）－消費者資料查詢，開始觸及開放金融的核心：個人金融資訊的授權共享。客戶可授權第三方服務提供者（TSP）查詢其在銀行的帳戶餘額、交易明細等資料。然而，一旦涉及個資，銀行的態度立刻轉趨保守。公股銀行在政策壓力下維持100%參與率，但民營銀行僅有8家（約28%）願意加入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三家純網銀（將來銀行、LINE Bank、樂天銀行）竟然全數缺席，完全沒有參與第二階段。
第三階段（2024年起啟動）－交易面服務，原本應該是開放銀行最精彩的篇章，讓消費者能透過第三方平台執行跨行轉帳、支付、甚至申請貸款。但現實是，直到 2024 年底才剛訂出規範，實際參與的銀行更是屈指可數。金管會主委黃天牧在立法院坦言，第三階段「乏人問津」，銀行顧慮重重，不願意開放交易功能。
市場反應：從熱情到冷漠
數字會說話。截至 2023 年底的統計顯示，第二階段累計僅核准 17 家銀行與 2 家 TSP 合作的 24 個服務。相較於英國數百家第三方服務商的蓬勃生態，台灣的開放銀行生態系顯得格外冷清。
華南銀行算是少數積極的領頭羊，在 2025 年率先與集保結算所合作，推出透過「集保e手掌握APP」整合多家銀行帳戶並即時轉帳繳款的創新應用。這個服務讓投資人可以一次查看多家銀行的資金狀況，並快速調度資金進行證券交易，確實展現了開放金融的便利性。但這樣的成功案例太少，無法形成規模效應。
更關鍵的問題是消費者端的冷感。根據市場調查，大多數民眾對「開放銀行」這個名詞感到陌生，更不用說實際使用相關服務。沒有消費者需求拉動，銀行自然更沒有動力投入資源開發 API。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，銀行不積極導致服務選擇少，用戶興趣自然低落，銀行更不會積極參與。
政策困境：推動力道不足的無奈
立法委員在質詢時直指核心問題：「為什麼業者參與數愈來愈少？是不是碰上什麼困難？」金管會的回答頗為坦率：相較於歐美市場，台灣銀行業競爭已經非常激烈，利差有限，對開放銀行的需求或許不如他國明顯。換句話說，連監管單位本身都開始質疑，台灣是否真的需要開放金融？
這種態度上的搖擺，直接影響了政策推動的力道。當主管機關都不確定開放金融的必要性時，如何說服銀行業者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系統改造？結果就是開放銀行只做了「半套」就停在第二階段，最關鍵的交易服務遙遙無期，整個政策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處境。
結構性困境剖析：為何推不動？
政策設計的先天不足：缺乏強制力的溫和路線
台灣開放金融最根本的問題，在於選擇了「鼓勵自律」而非「法律強制」的推動模式。這個選擇看似尊重市場機制，實則忽略了金融業的保守天性。
在缺乏強制力的情況下，銀行面臨一個簡單的商業決策：是投入大量資源建置複雜的 API 系統、承擔資安風險、可能流失客戶，還是維持現狀、靜觀其變？答案顯而易見。正如一位銀行高層私下表示：「沒有法規要求，為什麼要自找麻煩？」
這種「自願參與」的遊戲規則，讓銀行擁有完全的選擇權。他們可以選擇參與第一階段賺個「配合政策」的美名，然後在風險較高的第二、三階段選擇退出。政策被業界形容為「只有美意，缺乏牙齒」，正是因為缺少了強制執行的約束力。
相較之下，歐盟的 PSD2（支付服務指令第二版）直接以法律命令要求銀行必須開放 API，違規者面臨最高全球年營業額 3% 的罰款。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（CMA）更是強勢，直接命令九大銀行限期一年內完成 API 開發。這種激烈的做法，雖然引起銀行反彈，但確實快速推動了市場變革。
銀行的理性抗拒：既得利益與創新的拉鋸
從銀行的角度來看，抗拒開放金融是完全理性的商業考量。開放資料，本質上就是將辛苦累積的客戶資源與競爭對手分享。
大型銀行的盤算很簡單：我們已經擁有龐大的客戶基礎和完整的金融服務，為什麼要開放 API 讓第三方來分一杯羹？如果客戶透過第三方平台使用我們的服務，我們失去了與客戶的直接接觸，品牌價值被稀釋，交叉銷售的機會也減少了。在沒有額外商業誘因的情況下，維持封閉系統反而是保護既有利益的最佳策略。
中小型銀行的困境則是另一個故事。他們或許有意願透過開放 API 來擴大客戶觸及，但資源和技術能力有限。建置符合標準的 API 系統需要大量 IT 投資，後續的維護和資安防護更是持續的成本負擔。對於原本就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中小銀行來說，這筆投資的投資報酬率實在難以評估。
純網銀的戰略考量最耐人尋味。原本大家期待這些數位原生的銀行會是開放金融的先鋒，結果他們卻選擇冷眼旁觀。深入分析可以發現，純網銀本身的定位就是要成為「金融服務的平台」，他們希望別的銀行開放資料給他們整合，而不是自己開放資料給別人使用。這種「我要當平台中心，不要當資料提供者」的思維，讓純網銀在開放銀行議題上選擇戰略性缺席。
四大技術與監管障礙：魔鬼藏在細節裡
第一道門檻：資安成本讓TSP業者卻步
開放銀行要成功，不能只靠銀行，還需要活躍的第三方服務提供者（TSP）生態系。但在台灣，想成為 TSP 的門檻高得嚇人。金管會要求 TSP 必須符合與銀行同等級的資安規範，這意味著新創公司需要投入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資金建置資安系統。對於資本有限的新創來說，這個門檻幾乎是不可能跨越的。結果就是，截至目前僅有 2 家 TSP 通過審核，創新服務自然無從談起。
第二道障礙：責任歸屬的模糊地帶
一旦發生資料外洩或未經授權的交易，責任該由誰承擔？是提供 API 的銀行、串接服務的 TSP、還是授權的消費者？現行的自律規範對此沒有明確規定，形成了巨大的灰色地帶。銀行擔心開放 API 後，萬一 TSP 系統被駭客入侵，銀行是否要負連帶責任？這種不確定性讓銀行寧可選擇不開放，也不願承擔未知的風險。
第三個挑戰：消費者信任赤字
金融資料是最敏感的個人隱私之一。要說服消費者將銀行帳密或授權資料交給第三方，需要極高的信任基礎。但在缺乏強力監管背書、沒有明確法律保障的情況下，消費者的疑慮難以消除。「萬一我的資料被盜用怎麼辦？」「出了問題找誰負責？」這些基本的問題都沒有令人安心的答案。
第四個困境：商業模式的缺位
開放金融要永續發展，必須有可行的商業模式支撐。但目前台灣的開放銀行應用，多數停留在帳戶餘額查詢、資料整合等基礎功能，缺乏能夠創造實質價值、讓用戶願意付費的「殺手級應用」。沒有明確的獲利模式，TSP難以吸引投資，銀行也看不到開放的好處，形成「雞生蛋、蛋生雞」的困局。
國際經驗對照：他山之石的啟示
英國：強制開放的成功典範
英國的開放銀行經驗，堪稱全球最成功的範例，關鍵在於政府的強勢主導和完整的制度設計。
2017 年，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（CMA）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：強制要求市占率前九大銀行（統稱CMA9）必須在一年內開發統一標準的開放 API。這不是建議、不是鼓勵，而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命令。為了確保執行，CMA 甚至要求這九家銀行共同出資成立「開放銀行實施機構」（OBIE），專責制定 API 技術標準和安全規範。
這種「先射箭再畫靶」的做法引起銀行強烈反彈，但在監管高壓下，各銀行只能乖乖配合。他們投入大量資源改造系統、培訓人員、建立新的風控機制。短期看來成本高昂，但長期效益逐漸顯現。
成果是驚人的。截至 2025 年中，英國開放銀行用戶已突破1,500萬人，相當於三分之一的英國成年人。年交易量達到 22 億次，年成長率高達72%。更重要的是，開放銀行催生了豐富的創新應用：個人理財管理、一鍵比價轉換、即時支付、智慧儲蓄等服務百花齊放。據估計，開放銀行已為英國經濟創造 41 億英鎊的新價值，並創造數千個就業機會。
英國的成功秘訣可以歸納為三點：強制性的法規框架確保全面參與、統一的技術標準降低對接成本、完善的監管機制建立市場信任。特別是OBIE的設立，提供了一個中立的協調平台，讓銀行和TSP能在公平的規則下競爭合作。
美國：從市場驅動到監管跟上
美國的開放銀行發展路徑與英國截然不同，呈現出「先有實踐、後有規範」的特色。
在沒有政府強制的情況下，美國市場早就出現了 Plaid、Yodlee 等資料聚合商。他們透過「螢幕擷取」技術，幫助用戶連結各家銀行帳戶到第三方應用。這種做法雖然存在安全隱憂，但確實滿足了市場需求。數千萬美國人透過 Mint 管理個人財務、用 Venmo 轉帳付款、在 Robinhood 上投資理財，實質上已經在享受開放銀行的便利。
然而，這種「野蠻生長」模式的問題也很明顯：缺乏統一標準導致對接成本高、螢幕擷取的安全風險大、消費者權益保護不足。意識到這些問題後，美國監管單位終於出手。
2024年10月，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（CFPB）正式通過「個人金融資料權規則」，這是美國開放銀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。新規則要求銀行必須在消費者要求下，將其個人金融資料安全且免費地傳輸給指定的第三方。規則預計從 2026 年起分階段實施，將終結不安全的螢幕擷取做法，推動業界採用標準化的 API。
美國的經驗顯示，市場力量確實可以推動創新，但最終還是需要監管框架來確保安全和公平。從「技術上存在、體制上缺位」到「監管框架逐步完備」，美國正在補上制度的最後一塊拼圖。
新加坡：政府協調的平衡典範
新加坡的開放金融策略展現了另一種可能：在不強制的前提下，透過政府積極協調和基礎建設投資，同樣可以達到良好效果。
新加坡金融管理局（MAS）從 2016 年開始布局，但沒有採用強制手段，而是透過一系列巧妙的政策工具引導市場。首先，MAS聯合銀行公會發布《金融即服務API指南》，列出超過 400 個建議開放的 API 項目。雖然是「建議」而非「要求」，但為業界樹立了明確方向。
2020年，新加坡推出了一個創舉：新加坡金融數據交換平台（SGFinDex）。這是全球首個以國家數位身份認證（SingPass）為基礎的公共數據共享基礎設施。透過這個平台，民眾只需一次認證，就能在任何參與銀行的APP上查看自己在所有金融機構的完整資產負債狀況，包括銀行存款、投資、公積金等。
SGFinDex 的成功關鍵在於政府提供了可信任的基礎設施。資料透過加密傳輸，平台本身不留存任何個資，完全解決了安全和隱私的疑慮。有了這個公共平台，銀行不需要各自對接，大幅降低了技術成本；消費者也因為有政府背書而更願意嘗試。
新加坡的模式證明，即使沒有法律強制，只要政府願意投入資源建設基礎設施、提供明確指引、創造有利環境，同樣可以推動開放金融的發展。關鍵在於政府不能只是「鼓勵」，還要實際「參與」和「投資」。
台灣開放金融的深層病因：歷史創傷與現實困境
1990年代金融危機的長遠影響
要理解台灣金融監管的保守心態，必須回顧 1990 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及其後果。1991 年，政府開放新銀行設立，原本是為了打破寡占、促進競爭。結果卻導致銀行數量在短期內暴增，從原本的 20 多家增加到 50 多家，市場陷入過度競爭。
銀行家數激增的直接後果是獲利空間被嚴重壓縮。為了搶奪市場，各銀行競相壓低利率、放寬授信標準，最終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下，爆發嚴重的逾期放款危機。當時的逾放比率一度高達8%以上，若計入紓困案件，實際可能超過 12%。政府被迫投入大量資源進行金融重建，包括成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資產、協助銀行打消呆帳等。
這次慘痛的經驗在監管體系留下深刻烙印。從此，「穩定壓倒一切」成為金融監管的最高原則。任何可能引入系統性風險的改革，都會被審慎評估、甚至擱置。開放金融涉及大規模的數據共享和系統互連，在監管者眼中，這無異於打開潘朵拉的盒子。
監管創傷症候群：過度謹慎的代價
1990 年代的金融危機造成了所謂的「監管創傷症候群」。監管單位深怕重蹈覆轍，在推動金融創新時總是瞻前顧後、步步為營。
這種心態直接影響了開放銀行政策的設計。選擇「鼓勵自律」而非「法律強制」，表面上是尊重市場，實際上是不願承擔改革可能帶來的風險。如果強制銀行開放 API 後發生重大資安事件或系統性風險，監管單位難辭其咎；但如果採取自願模式，責任就轉嫁給了參與的銀行和業者。
這種「風險轉嫁」的做法看似聰明，實則造成了政策執行的根本矛盾。開放金融本質上需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，需要強而有力的推動；但監管單位既想要創新的成果，又不願意承擔推動的風險，結果就是政策有名無實，淪為空談。
更深層的問題是，這種過度謹慎已經成為台灣金融業的集體心理。不只是監管單位，銀行業者也習慣了在保守的框架內運作。創新被視為風險，維持現狀反而是最安全的選擇。在這種氛圍下，開放金融這種顛覆性的變革自然難以推進。
診斷結論：休眠還是已死？
現狀判定：深度休眠而非死亡
綜合以上分析，台灣的開放金融確實陷入了嚴重的發展停滯，但尚未到「死亡」的地步。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進入了「深度休眠」狀態。
政策框架依然存在，金管會並未宣布放棄開放銀行政策，第三階段的規範也已經制定完成。技術能力也不是問題，台灣的金融IT水準在亞洲名列前茅，銀行若真要開發 API，技術上完全可行。市場需求雖然還未被充分激發，但隨著數位生活的深化，消費者對於更便利的金融服務仍有潛在需求。
問題的核心在於推動機制失靈。自願性的規範模式與開放金融所需的強制性變革本質上不相容。沒有外部壓力，銀行不會主動開放；沒有豐富的 API，TSP 無法創新；沒有創新服務，消費者不會使用；沒有使用需求，銀行更沒有開放的動力。這個負向循環如果不打破，開放金融將持續休眠。
關鍵症結：三大核心問題未解
第一，缺乏強制力的法規框架。 國際經驗清楚顯示，成功的開放銀行都有強而有力的法規支撐。無論是歐盟的 PSD2、英國的 CMA 命令，還是美國最新的 CFPB 規則，都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強制規範。台灣若不改變自願模式，開放金融永遠只能原地踏步。
第二，責任歸屬機制不明確。 在數據共享的生態系統中，必須清楚界定各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範圍。當前的自律規範無法提供這種法律確定性，導致銀行和 TSP 都不敢大步向前。
第三，缺乏殺手級應用帶動。 開放金融需要一兩個現象級的成功應用來證明其價值。但在當前的環境下，創新服務難以出現，市場陷入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」的困境。
重啟之路：開放金融的復甦處方
立法層面：從鼓勵到強制的必要轉變
台灣開放金融要突破困境，首要之務是改變遊戲規則。政府應該認真考慮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銀行開放 API 的義務、範圍和時程。
這部法律應該包含幾個關鍵要素：明確定義必須開放的 API 類別和數據範圍、設定分階段實施的時間表、建立不合規的處罰機制、規範 TSP 的資格認證和監管要求、明確各方在資料外洩或交易糾紛時的責任分配。
立法不僅提供強制力，更重要的是提供法律確定性。當遊戲規則明確後，銀行可以評估成本效益、TSP可以規劃商業模式、消費者可以安心使用。這是將開放金融從「政策宣示」轉變為「市場現實」的關鍵一步。
基礎建設：打造可信任的公共平台
參考新加坡 SGFinDex 的成功經驗，台灣應該考慮由政府主導建立一個國家級的金融數據交換平台。這個平台可以整合現有的數位身份認證機制（如自然人憑證、行動自然人憑證），提供安全、便利的數據共享通道。
公共平台的好處是多方面的：對銀行來說，降低了對接多個 TSP 的技術成本；對 TSP 來說，簡化了與多家銀行串接的複雜度；對消費者來說，有政府背書的平台更值得信賴。更重要的是，集中式的平台便於監管和風險控制，可以有效解決責任歸屬的問題。
目前台灣有類似的平台，像是財金的開放 API 平台、政府的數位身分與 MyData、集保的整合型應用、以及金融 FIDO 的互通計畫，但還沒有把這些拼成一個 SGFinDex 等級的、政府主導的「國家級金融數據交換公共平台」。下一步需要把「統一授權身分層（行動自然人憑證／金融FIDO）」與「跨市場資料交換閘道（銀行＋證券＋保險＋政府）」正式合一並法制化，才算補齊最後一哩。
創新突破：聚焦解決真實痛點
開放金融要獲得市場認可，必須提供解決消費者真實痛點的服務。政府和產業應該共同努力，聚焦幾個高價值的應用場景進行突破。
第一個場景：中小企業融資。 透過開放銀行 API，中小企業可以授權銀行或金融科技公司讀取其金流數據，作為信用評估的依據。這能大幅簡化貸款申請流程，提高核貸效率，解決中小企業「融資難」的問題。
第二個場景：個人理財優化。 整合個人在不同銀行的帳戶、信用卡、投資等資訊，提供智慧化的理財建議。例如，自動分析消費模式、推薦更優惠的信用卡、提醒定存到期、建議投資組合調整等。
第三個場景：跨領域金融整合。 不要局限於銀行，應該將證券、保險、基金等納入開放範圍。讓消費者能在單一平台上管理所有金融資產，真正實現「全方位」的財富管理。集保結算所與華南銀行的合作就是很好的開始，應該鼓勵更多這類跨領域創新。
馬克碎念
台灣金融業的保守，其實是有歷史脈絡的。經歷過1990年代的金融風暴，整個產業對「創新」兩個字都帶著戒心。銀行寧可少賺一點，也不願意冒險。這種心態可以理解，但在數位時代，過度保守可能比冒險更危險。當全世界都在快速前進時，原地踏步就是退步。
開放金融表面上是技術問題，本質上是心態問題。它挑戰的不只是既有的技術架構，更是傳統的經營思維。銀行必須從「資料擁有者」轉變為「服務提供者」，從「封閉競爭」轉向「開放合作」。這種典範轉移，需要的不只是政策推動，更需要產業領導者的遠見和勇氣。
國際競爭的壓力，可能會成為推動改變的外部力量。當香港、新加坡、甚至東南亞國家都在加速發展開放金融時，台灣若繼續停滯，將在區域金融中心的競爭中落後。更實際的威脅是，國際金融科技巨頭可能繞過本地銀行，直接服務台灣消費者。到時候，被動開放可能比主動開放付出更大代價。
說到底，開放金融是大勢所趨，台灣不可能永遠置身事外。問題不是「要不要做」，而是「何時做」和「如何做」。與其被動等待，不如主動出擊。政府應該展現決心，制定明確的法規框架；銀行應該放眼長遠，投資未來的競爭力；新創應該勇於創新，開發真正有價值的服務；消費者也要開放心態，願意嘗試新的金融服務。
開放金融從「半套」到「全套」，還有最後一哩路要走。這條路確實不易，需要政府、業者、消費者三方共同努力。只要方向正確、方法得當，台灣的開放金融終將迎來春天。畢竟，在這個數據驅動的時代，封閉不是選項，開放才是生存之道。
